口述史学是当前国际史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国际口述史学界一般将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建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加拿大和英国，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目前，口述史学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以及妇女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和医学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的口述史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记忆问题，呈现明显的记忆转向。

记忆是一个问题

综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不管是“档案实践模式”还是“新社会史转向”，都着重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前者为精英人物撰写自传提供补充证据，后者为恢复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隐藏历史”提供全新资料。在这些实践中，口述历史的产生过程被认为是并不复杂的，作为口述史学家的访谈者从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出发来记录受访者关于过去经历的真实记忆。而为了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和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早期实践者试图通过倡导一种访谈的科学模式来增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正如美国口述史学家罗纳德·格里所说，“因为对于追求‘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及对于历史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档案倾向一直主导着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因而很少有空间讨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访谈本身的性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一些更注重理论思考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其中有一个问题最受关注，即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

由于口述历史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而记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信性”。他们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以及现实生活经历与社会背景等因素，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或虚构。其中，以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的观点最为尖锐。他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性的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对于这些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史学家予以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忆真实性的指南。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见与不可信；从社会学的角度，他们采取了抽样的方法以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而且，他们也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检验原始资料可信性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文献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偏见的。不过，在当时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早地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美国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在1972年就指出：记忆问题，不管是个人的和历史的，还是个体的和代际的，它应该成为焦点。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

记忆不是一个问题

在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学者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信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学者阿利桑乔·波特利的研究。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就挑战了对于记忆可信性问题的质疑，进而提出口述特性、叙事形式、主体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历史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在他看来，口述资料是可信的，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可信性；它的意义不在于与事实相符合，“错误的”叙述可能在心理上是“真实的”。

在有关20世纪40—50年代意大利一位普通工人的死亡时间问题上，波特利的众多受访者都认为这位工人死于1953年的一场工会罢工事件中，而事实上他早在1949年一场抗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游行示威中就去世了。波特利认为，这种错误的记忆对理解这些事件对于个体和团体的不同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至于这位工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和变化？而这种差异与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定的意义？对于记忆问题，波特利强调指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呈现的变化过程。

此后，以路易莎·帕萨里尼、约翰·博德纳、迈克尔·弗里斯科、罗纳德·格里、阿利桑乔·波特利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在个案研究中都强调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具有巨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当代口述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名言。

记忆转向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众多有关口述史学理论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作为重要专题来探讨。而且，对于记忆的强调也促使口述史学研究更加关注创伤性事件。近年来，口述历史不断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重大灾难之后，有关机构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这些计划除了保存历史见证和灾难记忆，甚至开始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

其实，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所引发的对于记忆主观性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口述历史创作过程的受访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正因为如此，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口述作者”或“叙述者”。

另一方面，伴随着记忆转向的同时，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质疑访谈者所扮演的中立和客观的角色。在早期，一些美国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可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极力主张口述历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具有主动权并共享权威。当然，对于作为访谈者、研究者的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其盲目予以肯定。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来自女性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研究者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断抨击，口述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与宗教等一系列身份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以及对于它的解释分析。

（作者简介：杨祥银，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长）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理论版）

转自社会学视野网社会研究方法定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