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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景天魁:论群学相态

发布时间:2022/12/14浏览量:来源:

2022年12月9日下午3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特聘教授景天魁主讲的“论群学形态”研究生经典学术讲堂在腾讯会议线上开讲。此次讲座由云南师范大学徐珺玉副教授主持,全国多所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参加。

引言

景老师从一系列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始今天的讲座。“群学在先秦由荀子创立以后,它是怎样存在的?怎样发挥作用的?怎么样传承或延续的?”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争论,搞清楚这些问题对群学来说很重要。景老师指出,要搞清楚群学如何在历史的长河里传承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历史上的大量文献,解开很多谜团,方法上不能局限于传承本身,在视野上不能局限于荀学的文字本身,而是要放在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下,重辟蹊径。

紧接着景老师给大家重点讲解了“群学相态”概念,以及 “相态”和“形态”的之间的区别。“选用‘相态演进’来解答群学的传承或绵延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造!”通过这种方式才找到了群学和西方社会学在存在形式和传播途径上一个重要区别,即:西方社会学基本上一直是保持知识形态,传授和沿袭是从知识到知识的路径;而群学的相态演进则不同,群学的沿袭固然也通过书本,以知识的路径往下延续,但其更重要的是群学从知识迈入了社会实践,深度参与社会制度建设与日常生活运用,以“从知识到实践”的路径发挥其实际作用,从而得到传播和延续。

同时景老师也指出,并不是说西方社会学没有结合实际运用于实践,而是说西方社会中这门学科的存在形式是从知识到知识的。这种不同于西方社会学“从知识到知识”路径的“从知识到实践”路径恰恰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即我们常说的“经世致用”!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延绵不绝的就是因为它与社会发展、与人生历程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融合的状态,所以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有社会在,有人生在,群学就在,就必须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可以说是公理,是群学魅力之所在!”

主要内容

之后,景老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了群学传承演进的主要过程:

一、群学演进的开启

景老师指出群学的经世致用之路,即从知识形态转向实践形态的开启者恰恰是荀子本人,其群学的创立,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次大综合。

景老师从荀子游秦及其对秦国社会制度建设的影响,以及其门人和后学对秦之后的朝代制度建设的影响这两部分来论证了群学从知识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景老师指出,许多学者单单看到荀子入秦未被任用,就否认荀子的言论对于秦国制度建设及与六国的制度比较所发生的思想影响,这是只见其表,未及其里。不论是荀子在游秦期间提出的“无儒”的观点对秦国“博士”制度的正式建立的影响、还是荀子的群学思想和主张对秦统一六国的积极影响,这其中都包括群学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功。景老师也强调,我们在看到其强大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做简单归因,荀子只是一位学者,群学只是一门学术,学术对实践的作用一般不是直接的,其间还有转化为政策、政策决定过程、政策实行过程以及影响政策决定和实施的政治、经济、人事和环境等诸多环节和因素。所以,既不能把实践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学术,也不能把实践的成功过分地归功于学术。

紧接着,景老师从另一视角分析了荀子对中国社会制度建设、以及他对群学相态演变产生的影响。景老师指出尽管荀子本人的游秦只有一次,但他作为战国末期的学术领袖、影响最大的学者,对东方六国特别是集中于稷下学宫的学子们发挥了极大的导向作用,其亲传弟子李斯以及一批稷下学子就是在此后纷纷投奔秦国,实际参与其制度建设。因此,尽管荀子对秦国以及东方六国制度建设的直接影响难以仅根据有限的史料予以准确评估,但荀子门人和后学参与秦汉制度建设的实际行动及其效果,为考察群学对秦汉制度建设的影响提供了更为确凿和充分的证据。因此总体上说,汉代统治者基本接受了荀子之学,“兼容礼法”,正所谓“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这与荀子门人和后学的积极作为是密不可分的。由此,群学得以由知识型转向实践型,进而实现了制度化。

二、群学相态的演变

在这一部分,景老师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了群学相态的演变历程。

首先,景老师指出群学制度化既是群学参与制度建设的结果,又是制度建设实践对群学的回馈,丰富和发展了群学本身的内容,所以群学的制度化是双向的作用。

群学的制度化过程的双向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学的制度化让一些知识性命题直接转变为制度性命题。

(二)一些知识性命题虽然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制度性命题,但却包含了某些制度性内容,或与某些制度相关联。

(三)另一些知识性命题,其知识性在形式上不一定发生变化,但在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制度性的结果。

(四)同时,群学命题制度化的过程中也丰富了群学的内容,并且在群学制度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命题。制度建设是秦汉时期的“主旋律”,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历史实践。参与制度建设,让群学得以开阔视野、接触新事物、迎接新挑战,使其自身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形成了许多新命题。且群学命题体系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与后来的西方社会学相关内容可有一比。更重要的是,群学命题制度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群学的知识性内容,还使得群学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性形态,这更是西方社会学未能企及的。

然后,景老师给大家详细讲解了群学相态演变的规律。

景老师指出群学相态的演变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都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只是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相态不同,但在这种不同相态之间,又存在很强的连续性——从“群学元典”到“群学制度化”,以及陆续展开的“群学民间化”,“群学心性化”,“群学转型”。这种相态演变还存在两个特点:阶段性和叠加性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博大精深的原因之一,也是群学相态的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景老师也追根溯源为大家讲解了为什么群学制度化能够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的原因。从原由和过程来说,群学制度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引导群学从知识形态向实践形态做出转变。

最后,景老师从内在和外在两个视角给大家讲解了群学制度化的标志,其外在标志是秦汉基本社会制度的形成,其内在标志就是群学命题体系的制度化,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命题,丰富了原有的群学命题体系。就是说,秦汉建立的基本社会制度,其精神实质内化为群学的命题,标志了群学制度化的形成。

三、群学演进的实现机制

在这一部分,景老师从历史实践、社会理论、思维逻辑三个层次来给大家讲解了群学形态演进的实现机制。

(一)实践层面

景老师指出,在这一层面,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士阶层与群学的关系。士阶层作为中国民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者的承担者这样一个角色,中国比欧洲要出现的早的多,这样一个阶层不仅参与了知识的创造,在秦汉之后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建设,这样使得群学实现从知识到实践型的转变。

群学形态演进的过程是与中国士阶层的历史轨迹高度重合的。正如钱穆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传道授业、经世致用是士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经世致用”,说是一种“文化”,背后是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作为基础的;说是一种“传统”,其实是有“士”这个阶层具体承担传承使命的。

(二)理论层面

从社会理论上看,群学并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主要以知识形态存在,而是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功用。群学既有理论性的一维,又有实践性的一维;既有明晰的结构,又有强大的功能。而且理论性与实践性、结构与功能是高度统一的。这样的统一能够达成,群学的形态演进能够实现阶段性与叠加性的统一,其中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

(三)逻辑层面

中国传统的思维逻辑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有很大的区别。景老师将群学的逻辑概括成“整合-贯通”,来表明群学的概念结构不是两两对立的,“整合贯通”不是“进化主义”的,而是一种延续性的、积累性的、嵌套的逻辑。群学制度化、民间化、心性化和转型,不是一个阶段结束了再进入下一个阶段,不是前后取代的关系,而是一层一层叠加,让中华文化越来越“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不断绝。而按照西方逻辑,是传统社会结束了,进入现代社会;农业社会结束了,进入工业社会;奴隶社会被推翻了,进入封建社会。这种阶段论,主要特征就是一个取代一个。但景老师也提出,西方逻辑也有其优点,西方逻辑将两个概念对着说,界限比较分明,分析性是西方逻辑的长处。尽管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正同”,研究方法“暗合”,但二者所不同主要在于逻辑特点。中西思维逻辑的不同特点,是形成不同学科划分模式的重要原因。

(四)历史、理论与逻辑的统一

从历史、理论与逻辑三者的统一原理出发,才可以理解“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为何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茂盛大的基因,群学的内在逻辑——荀子群学“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的“整合—贯通”逻辑为何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群学何以能够对中国社会历史演进提供最接地气的解释,群学本身何以能够与中国社会历史的传承和延续。

只有从三者的统一原理出发,才能不难理解,为何宋儒嘴上否定荀子,而实际上还在遵行群学。群学何以能够不与朝代更替共存废,不依荀子地位而沉浮,不与儒学演进同步调的原因就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

这样,也就消解了千百年来的旧说--荀学(这里主要指群学)沉寂了、湮没了、中绝了。《中国社会学史》课题组继群学概念体系之后,又以群学命题体系,不仅证明了群学的历史存在性,也证明了其2000多年来事实上的历史绵延性。由此,群学形态演进拓宽和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特质的理解。

因此我们不能说,秦汉以后,人们不以“群学”为名,群学就不存在;无人自称“群学家”“社会学家”就等于无人传承、应用荀子群学。群学的传承,一不再是靠弟子和后学。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已经化作中国文化的基因,深藏在儒道释融合的潮流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基本制度之中,沉潜在基层社会之中,融化在中国人的心性之中,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基因一起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群学的传承,二不再靠文献中是显学或潜学,不再受尊崇或贬抑的影响。即使面对西方社会学的强势取代,群学几乎不见于讲堂和书刊。但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已经化作中国社会发展的密码,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之中,实际地起到聚合力量、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作用。凡是在制度建设、民间教化、心性修养、治国理政中体现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就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群学。而且,只有到了这个程度,有了这种机制,传承才是永久的、可显可隐的、普遍存在的。

这也是中国学术的一大优势,学术不仅存在于书本上,不仅具有知识形态,而且具有实践形态和生活形态,并且渗透到了人的观念、行为、习惯中。这是中国学术在传承机制上真正厉害、高明之处。群学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二千多年,绵延不绝,有赖于以上的途径和机制。这就是群学,这就是其强大无比的生命力之所在,这就是中国学术的存在方式。

结束语

讲座接近尾声,景老师指出,我们理解群学,要避免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这样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标准之“褊狭”, 已经遭到华勒斯坦等一批著名欧美学者的批评,我们何苦将之奉为圭臬呢?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来自对其他文明史、学术史的漠视以及由这种漠视导致的无知。只要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思路,这件事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各种学术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是繁荣学术之正道。

最后,景老师对同学们关于群学的一些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并向大家表达了费孝通先生的愿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要从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植根于中国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学术传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更难谈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景老师希望能引起大家对群学研究、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重视,也希望能与大家一道将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发扬光大,让我们自己的社会学可以在今天、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撰稿:薛晓宏、刘正

排版:张天帅

审核:赵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