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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教授谈“中国本有社会学”

发布时间:2020/10/21浏览量:来源:

 信息中心讯 2020年10月16号,应社科大社会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景天魁研究员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笃学讲堂系列讲座第一讲,作了题为“中国本有社会学”的精彩讲座。社会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笃学讲堂是社会学院成立以来的首个讲座系列,由社会学院主办,学生社团社会学社、信息中心承办。

景天魁研究员

陈涛教授

 讲座开始,景天魁老师先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学作为一门涵盖面广,分支众多的学科,研究它的角度实在是多种多样。但我们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笔者认为,景老在此特意强调的“中国”,便是本次讲座的核心思路。

 随后,景老向我们细细梳理了从严复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到费孝通等老一辈学人重建社会学的曲折发展历程。他提到,社会学在中国始终被视为“舶来学科”,中国的主流社会学研究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所谓“社会学”就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是在近代开始发展的。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逻辑误区:如果研究者没有真正靠研究来证明中国在西学东渐之前的确没有“社会学”,或者说,没有与社会学研究范畴一致或高度相似的学科,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来说,中国社会学在近代才开始呢?

 他这时提出一个曾经昙花一现的学科概念:群学。有史可考的群学二字最早见于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学堂讲学时即开设了一门叫“群学”的学科。几年后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为《群学肆言》。学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是维新派早期接触西方社会学时,给“社会学”起的一个译名。然而景老认为,严复在翻译社会学著作时提及“中西之学暗合”,梁启超称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学术中存在着一门学问,与西方近代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目的、方法上有显著的重合,使得维新派学者将其与西方社会学对号入座——这门学问便是“群学”。然而民国成立后,西方译介来的社会学著作淹没了古籍,“群学”一词也很快就被“社会学”代替,从此几乎退出了近代学术舞台。景老在此痛惜彼时中国社会学界既无系统研究整理古籍的魄力,亦无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才让“中国本无社会学”的观点统治学界如此之久。

 也许有人会质疑:社会学是工业革命后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现象而产生的学科,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学吗?

 景老主要从两个方面批驳了这一观点:一来,未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只抓着别人提出的定义,仅仅以简单的社会形态之别来否定“群学”这门可能客观存在的学问,那实际就是盲目地服膺于西方学术界的世界权威,将中国古代学术的丰厚成果弃之不顾;二来,这一定义本身就值得商榷。“社会”是人类及其一切实践思想产物的总和,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人类对社会或理性或感性的思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学本就该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范畴,应该囊括从古至今更多学者对社会的理性思考。诚然,近代工业革命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先进的研究工具,但这到底是社会学发展的开端,还是它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景老举例说:荀子不会做定量定性分析,难道他就不懂得研究社会了吗?难道他的认识就不来自于对社会的经验了吗?

 在此基础上,景老怀着“中国本有社会学”的念想,投身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研究社会的学问——群学的整理研究。景老提到,中国古代学术并没有像近代西方那样给学科划分一个明确的界限,因此古籍中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学,或者群学思想往往是散见于各处,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现在景老和他的团队在做的,就是梳理出中国古代群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让这一“绝学”重现于阳光下。

 那么,中国古代的群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问?景老向我们简要介绍了群学:“群”、“伦”、“仁”、“中庸”是群学的四个基础性概念;其次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层次上三十个基本概念。在这四个基本性概念上,景老还一一对应地提出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个逐一递进的命题,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规范制度从建立到不断臻于完善的理想,用大家见惯的传统文化概念让人耳目一新。景老认为,群学的四个基础性概念包含着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在整个人类社会能有更广泛,更长久的普适性,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景老还向我们介绍了目前由他参与的中国群学史研究工作,现在中国群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相关书籍的出版也正在有序进行。这不仅表现出群学发展势头正好,还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学术界文化自信的上升。

 演讲结尾的提问阶段,有同学向景老提问:群学长期处于公众视野之外,我们对它还了解甚少。除了您提到的荀子之外,还有哪些中国古代学者能被列入群学家的范畴呢?景老答道: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唐代柳宗元被贬时写的一系列有关当地民情的著作,再到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的社会调查与批判,他们的实践经验、社会关照、社会思想,就是群学的构成部分。而从这个角度看,群学实际上还能为我们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提问互动环节

 讲座历时两小时,同学们认真聆听了本次讲座。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情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曾乘宇

摄影:张雪雅

编辑:张天帅

审校:陈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