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团委学术实践部举办的“乐群学术沙龙第六期·青年学者谈系列第三期”活动于社工实验室举办。

此次活动主题为“理解妇女故事：性别维度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可老师担任主讲。活动吸引了来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新闻传播、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本、硕、博学生的参与，现场参与人数众多，活动氛围热烈。

活动海报

研究基础

首先，杨可老师探讨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并没有逻辑上的根本区别。杨可老师介绍道，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是一段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合的时期。期间，定量史学兴起，社会学家也常借助历史当中的案例进行宏观分析，区分一位学者具体属于哪个学科领域显得较为困难。她继而引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解释：既然行动可以转化为结构、历史发生的过程可以固化为结构，那么解释结构的理论也无法离开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因此，社会学也必须关注事件，因为结构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也必须是理论性的，因为这就是理解结构的方式。

关于社会性别如何与历史发生联系的问题，杨可老师表示自己受到了历史社会学家贺萧的启发，接下来的论述中她主要从“添加性别之维”和“跳出性别之屋”两方面进行。首先，关于“为什么要添加性别之维”这一问题，杨可老师指出，在经典的研究当中女性经验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忽略，添加性别之维有助于面向独特的女性经验。在添加“性别之维”的过程中，还需要特别关注“生活世界”的概念，因为女性的生活空间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于私领域当中。“跳出性别之屋”所涉及的是单纯依赖性别视角会产生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对于性别视角中男性群体缺乏关注、基本概念及其使用范畴界定尚缺乏共识、作为分析工具的“性别”正逐渐僵化为单一固定的模式。

杨可老师

案例分享

接下来，杨可老师将几项重要研究作为案例以加深听众的理解。

首先是针对特定女性群体的研究，如李丹柯的抗战妇女口述史研究、叶凯蒂的上海高级妓女研究、艾米莉·洪尼格（Emily Honig）的上海女工研究等，这些研究展现了较为独特的经验与女性内部的多样性。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虽然不是专门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但在日常生活中以女性视角抽取出生活片影，例如程为坤对北京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日常生活的研究、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在《兴隆场》中对女性细腻的观察。最后，杨可老师介绍了社会性别研究方式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例如李霞的《娘家与婆家》，此书从实践的视角对普通妇女进行解读，强调女性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主动对亲属关系进行构建。

此外，杨可老师还分享了自己在研究中“加入性别之维”的尝试。她借助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来对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女性处境进行分析，并吸取了对女性友好的改革经验，主要体现在产业选择、空间安排和交流氛围方面。另外，她还从1934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

最后，杨可老师又以对自梳女的研究为例，阐释了自己“跳出性别之屋”的实践。自梳女现象通常以“地方奇观”、“独立女性”、“组织化劳工”及“爱国爱家”四种叙事模式被表述，但这些模式都有其局限之处。杨可老师选择回归自梳女的自我叙事，引入“阈限”概念，理解自梳女的“中间状态”，认为自梳女折射出中国人在现代变迁中普遍面临的家族主义认同与个体化认同之间的张力，她们进退不得的阈限境遇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状态的写照。

杨可老师介绍研究

同学们认真记录

交流对谈

分享过后，现场几位同学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杨可老师一一进行了细致解答。

关于难以获取女性日常事件研究资料的困境，杨可老师回答道，这其实就是“一个无名者的生活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碎片化特征，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第一是图像的方法，例如时代画报、照片、画像砖等；第二则是物质实物，例如女性的各类用品和作品；第三是法律文书和档案，其中可能会包含一些妇女如何理解其自身行动的记录；第四是近代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也留下了一些小报，我们或许也能从中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

对于针对女性精英的母职研究，杨可老师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她认为高校女教师的作为女性精英，可能面临的母职困扰与其他女性有所不同，尤其是“时间荒”问题可能会更严重；而大湾区的部分职业女性之所以秉承“鸡娃不如鸡自己”的想法，则或许与广东的宽松文化氛围有关。与此同时，杨可老师指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去转向关注视野更为广泛的研究，例如县域的母亲们以及从珠三角流水线“回流”的母亲们。

同学们积极提问

活动结束后大集持续讨论

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