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7-28 来源：《藏书报》

来源：《藏书报》2016年7月18日第五版

记者：刘晓立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有学科建设优势

藏书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如何参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项目的？

刘强：2015年下半年，我校开始招收“古籍鉴定与修复”子方向的研究生，目前该子方向的6名研究生已经完成了第一学年的课程。古籍保护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是出于对现实需要与本校的学科基础等多方面考虑。

一方面，我们认为，辨别一部古籍的年代、版本，完成修复工作，延长其寿命，是对古籍最基本的保护。

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介入这个项目，是因为之前就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10年获得了全国首批文博专业硕士培养资格，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以下简称“文博中心”）于2011年正式成立，对内依托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对外依托文化部和一些文化大省的文博单位，比如与故宫博物院、恭王府、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和国家博物馆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文博中心设有文物鉴定与修复、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管理、故宫学三个专业方向。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方向又分五个子方向，包括古书画、古陶瓷、古玉器、古青铜、古佛教艺术，这些都是针对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管理专业方向还包括一些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研究，比如古遗址等；另外，我们还与恭王府合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

之后我们了解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志于在古籍保护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体系，我们认为古籍与其他文物都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可以而且有必要将古籍保护子方向纳入文博中心来，便产生了合作的愿望，并把课程框架和基本培养方案提供给国图，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沟通，双边都认为有很多契合点，于是在2015年签订了专项合作协议，在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方向下增设了“古籍鉴定与修复”子方向。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需要协调共进

藏书报：在您看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另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研究经费也能得到比较好的保障。再加上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因此，古籍保护工作目前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至于其重要性，6月17日，国家图书馆韩永进馆长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系统地讲述了这方面的内容，我再说就是狗尾续貂了。

我认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有四点需要特别注意，即科学性、系统性、专业性、可持续性。不能因为方法不得当，造成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有一个抓手，建立一个学科体系，用科学的方法可持续地开展工作。

其实，古籍保护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只是相关人才培养各地各单位方法各异，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单从学科门类划分来说，历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都有古籍方面的一些专业设置，比如历史学中有历史文献学，考古方面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管理学科下有图书情报学，文学中也有一些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内容，只是对于“古籍保护”来说，这些内容是分散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恰恰是一种整合，是一种系统化的求同存异，是非常有必要的。

藏书报：对于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国家图书馆，谁是主体？如何协调共进？

刘强：学校和图书馆都属于国家设置的公益类文化事业单位，理所应当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国家图书馆两单位来说都是责无旁贷的，双方都是责任主体（当然国家图书馆是这个国家战略项目的牵头单位，我们的工作开展也会密切配合国家图书馆的有关学科部署）。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责任基础，根据目前的初步实践情况，我个人感觉，双方协调共进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有一定的学科优势，即除文博中心特色学科设置外，社科院的历史所、文学所和图书馆，也都有这方面的业务，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古籍保护与这些部门联系起来。

从具体的措施来看，“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研究生的学费比较高，也有较为充足的经费来基本支撑这个培养事业，国家图书馆方面也显示了充分的合作诚意，为研究生实践配备了大量的、珍贵的实践工具，并在课程设置上给予了指导、支持，还提供了馆里最好的老师给研究生授课，包括陈红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赵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古籍鉴定与保护专家）、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等，他们一方面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和平时的学习、研修，另一方面还安排研究生在国家图书馆进行4到6个月的实习，双方互相支撑，合作不断升级。

在我看来，有政策、有经费，双方又有责任意识，是推动这项事业往前走的一个重要因素。

课程设置把住古籍保护基本脉络

藏书报：“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毕竟是第一年招生，之前可能没有经验，大家也不太了解，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刘强：这的确是我们摸索的重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备案的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这个学科的发展需求和未来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22个学分的最低要求（但我院是26个学分），以及各个模块的教学课程分配。根据这一要求，除了全国统一的外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修课程外，我们还安排了四门基础课，有中国古代史、博物馆概论、考古学概论、文物学概论，安排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研究生院的业务骨干来授课；还有三门专业必修课，也叫做专业方向课，为中国古代典籍史、古代典籍的鉴定与典籍市场、古代典籍的修复和保护，基本由国家图书馆的老师来讲授。另外，还有几门是专业选修课，包括中国古代书法史、古文字与古文献学、故宫博物院院史等。

此外，我们还有一门很独特的课程，就是将两座国家级博物馆、全部11家中央与地方共建博物馆，以及恭王府、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重点文博机构作为定点考察单位，每年由老师带队，邀请馆方一流专家进行授课，让研究生进行实地考察。另外每年还组织学生走出去进行研修，比如去年去了台湾，今年去了日本京都、奈良、大阪，这些经费都是包含在学费里的。

藏书报：“古籍鉴定与修复”应该是更偏重于实践的学科，在实践方面有哪些设置？

刘强：三门专业方向课和古代典籍鉴定和修复实践课都是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无论是研究古籍纸张、字体、装帧形式的特色，进行鉴定断代等，还是具体的修复学习，都需要见到实物才能操作。而第二学年4到6个月的实习，更是纯实践性质的课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在建设一个文物修复工作室，现在场所已经盖好了，经费也正在申请，我们打算未来把这个工作室作为古籍修复和古书画修复的重点实践场所，会购买一些比较好的科学设备，方便研究生做一些基本的熟练性操作和基本的数据分析。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日前公布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几个重要举措，我认为了解古籍的特点、进行断代，分清一部古籍保护的缓急程度、怎么保护，这些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需要实践来支撑的。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的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把住了古籍保护的基本脉络。

藏书报：根据您的了解，研究生在接受课程及未来就业方面，有没有困难或者疑虑之处？

刘强：说实话，“古籍鉴定与修复”子方向研究生的基础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么扎实，因为是第一年招生，又有学费高的原因，可能一些学习实力比较强的同学会因为经济压力而放弃，而最终选择这个子方向的应该是真正喜欢这方面的学生。不论原来专业基础如何，只要有兴趣，学校提供最优质的的专家资源和实践机会，假以时日，我觉得都是有机会成才的。至于专业课程，也都是经过调研来安排的，当然以后也可能会根据需求作出调整。比如，研究生素质提升了，基础课程就可以相对少一些，适当增加课程难度，保证让研究生踮起脚能够着，这是一个动态的把握。

至于就业，我们也采取了多种途径来促进。2014年文物与博物馆方向的第一届硕士生毕业，5人去了故宫博物院，6人考上了博士，1人去了国家博物馆。2015年又有7名毕业生进了故宫。我想，如果跟故宫没有这么密切的合作关系，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毕业生进入故宫工作的。另一方面，我们与全国一些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也是希望能增加研究生的就业选择。就目前情况来看，相比较其他文物类专业的同学，2015级“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的研究生出路更好一些，他们现在才完成一学年的课程，已经有山东大学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等打来电话表示欢迎他们毕业后去馆里工作。

藏书报：从高校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目前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争议和困难？

刘强：有一些争议吧，比如说学科归类。现在是将二级学科归到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也称为“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学位证、毕业证上体现不出“古籍保护”这个具体学科，我担心用人单位或研究生会有顾虑。

事实上，我认为将古籍保护归到文化遗产与博物馆领域更符合其属性，同时也符合我校的办学模式和学科设置。古籍保护在学科属性上可能与古典文献、图书馆学、历史学等都有关联，但我认为它还应该有新的属性，就是文化遗产属性。古籍与其他文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着更强的传播知识和教育的功能，是传承文明的直接载体，所以，古籍不能只是放在库里进行保存，而是应该通过一些生动的、适合大众接受的方式来增强它的展示和教育功能，我觉得这也是古籍保护与博物馆功能接轨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都做得很好，比如利用一些文物做文创，将古籍里一些经典语录，通过不同的载体融入大众生活中，充分挖掘其内涵及与现实的结合点，做成一个产业，不仅社会效益不错，还能够产生不错的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但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做滥。

藏书报：如何理解和预见“十三五”时期古籍保护的发展态势？

刘强：我觉得未来几年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有中华文明传承的强烈诉求，同时有经济基础支撑，又有中央的重视，再加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另外，我认为，无论是各类典籍的分类保护，还是基本储藏条件的完善，以及古籍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在未来几年内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古籍的展示功能也会进一步凸显。

我并不收藏古籍，也没有那么多古籍专业知识，我能做的就是发挥平台优势，努力整合最好的专家团队、实践条件去做人才培养这件事，并有决心将它向好的方向不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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