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中心讯|2021年10月22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景天魁研究员，在本教楼208为社会学院21级本科新生举办主题为“中国社会学的追本溯源”的讲座，社会学院沈杰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景天魁研究员向在座新生介绍了自己正在从事的学术事业，即力求梳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社会学寻根。同时，景天魁研究员还向21级新生介绍了中国社会学追本溯源的重要意义，以此激励新生树立远大学术理想，投身于中国社会学建设。

 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根本”？中国社会学到底是个“舶来学科”还是“本土学科”？这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家争论的热点，景天魁老师引经据典，从古籍记载、古文描述中寻找答案，从近代各名家的观点展开论述。

 首先是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开讲群学，康有为曾讲“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由此可见，群学理论对于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起到指导作用。后严复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为《群学肄言》，将“社会学”与千年前的“荀子群学”相联系，并且从二者字义相似、概念义相合、学科义相同、学科性质与功用相近、学科地位相当五个方面论述为何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等著作中同样体现了他的群学思想，潘光旦先生对此做了独到而精辟的研究。潘光旦先生指出，荀子和斯宾塞关于“解蔽”的论述在对“蔽”的总体理解上、对“蔽”的分类上，以及“解蔽”的方法上都存在相似之处。除此之外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丁克全、拉德克里夫·布朗、卫惠林、钱钟书、费孝通等学者也均为群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的论证做出贡献。

 在此基础上，景天魁先生总结了群学被取代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末至二十世纪前二十年，西方社会学初传入中国，当时社会主流学者大多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学已传入，并且占据大部分大学讲堂，但群学尚未被完全取代；第三阶段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社会学占据主导优势地位，杨堃首次提出社会学为”舶来品”，1948年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讲了“中国古代并无社会学”，自此成为定论；第四阶段为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正式将严复译著《群学肄言》（1903年正式出版）确定为“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开端”。

 景天魁老师同样解释了群学被取代的原因，并不是群学不能适应时代，社会学取代群学不仅仅是名字的选择，而是一个学术背景问题、学术大势问题、社会心态问题。从学术背景上来讲，这是东西方学术体系学科分法的不同，但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却把它误认为是学科有无问题。在学术大势来讲，清末民初，国学式微，而美国传教士向来秉持有你无我、排斥独占、图谋后来居上的策略，占领高校阵地，企图影响中国知识人、中国意识形态。从社会心态上来讲，“天朝上国”的幻梦破灭，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全方位崩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迅速丧失，自然也再无精力争论群学与社会学之联系。

 为何要对中国社会学追本溯源？追本溯源又有何意义？

 景天魁先生讲到，对中国社会学“根”“本”问题的理解决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前途。中国具有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传统，无论如何现代化，也不可能脱离历史根基；无论怎样激进，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联系。只有自觉地树立历史意识，将现代科学方法与历史、与人文、与国情结合起来，才可能对中国社会做出贴切的、深刻的解释。回顾和总结近代社会学发展百年历程，不解决“根”“本”问题，就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无数学者论证证明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不仅可以会通，而且只有会通，才更接地气、更有解释力。只有实现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会通，才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景天魁先生强调，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溯源中国社会学更有其时代意义。展望世界未来，群学中包含着解决构建人类新秩序的“药方”，有利于更好的向世界介绍中国事迹，分享中国经验，促进世界发展。中国问题要我们自己回答，中国经验要我们自己总结，这是我们作为学者的时代使命。

 最后，景天魁老师表示他所说的“根”“本”问题，是指的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本义，与20世纪30年代的“体用问题”有区别。他并不认为西方社会学对我们来说只是“用”，如果其精华部分有助于中国社会学强身健“体”，也不应排斥。现在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固守中国学术的“体”，而是群学应不应该被承认、被尊重。景天魁先生主张“中西会通”，至于如何会通，如何取长补短，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那要靠今后一代一代年轻学者的努力。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是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他所坚持的是群学的古今贯通，是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前提，群学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必要基础。景天魁先生叮嘱在场学生，要在不断学习中吸收知识，体会知识，反对“拿来主义”，要将知识内化、内用，最后得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紧接着，沈杰教授总结景天魁先生讲座，表达了对老先生治学精神、内在情怀、时代责任感的崇敬，希望同学们能在时代横流中坚守本心，成长为新一代可堪大用的社会学者。

 讲座最后，同学们踊跃提出自己的问题。一位同学提问：我们应如何保持对治学的热情，并为之坚守？

 景天魁老师回答：回顾我的求学生涯，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的校长便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时代责任，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还是对国家，能力之间存在差距，责任有大有小，但我们要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对学问的虔诚应来源于自己对这个国家、对这项事业最纯粹的热爱，对学术坚守的过程，何尝又不是对自我的满足。

 另一位同学问：先生多次提到要在中国典籍中寻根，那对于文献的研读有哪些建议？

 景天魁老师答：对中国古籍的研读要善于利用前人注释，中国古文深刻、准确、优美，我们应该学会体会中国文字的美，进而在字里行间寻找古代政策、思想与现代政策、思想相似的地方，进而总结归纳，做出解释。做学问不是拾人牙慧，要有我们自己的思考。

 整个讲座氛围友好积极，景天魁老师与同学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曹志新

摄影：郑雅贤

编辑：张天帅

审校：温莹莹